10月18日，2018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在北京万达文华酒店召开，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发表演讲。李东荣表示，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国乃至全球的普惠金融服务，正呈现出服务更加精准化、手段更加科技化、主体更加负责任、模式更加持续四个发展新趋势。

李东荣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起更加精准化、科技化、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需要做好基础覆盖与丰富供给应同步推进、服务下沉与能力建设应同步推进、科技驱动与风险防控应同步推进、政策激励与实践创新应同步推进四个同步推进。

以下为李东荣发言实录：

李东荣：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的论坛主题是普惠金融攻坚最后一公里，我认为这个主题选的非常务实，切中要害。贴切的适应了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如果我们从物理丈量的角度来看，一公里的距离毕竟是很有限的，但是恰恰这最后一公里凝聚着全球金融界的同仁，持续不懈，继往开来的不断努力。

迄今为止要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攻坚任务依然是任重道远，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实践中包括普惠金融在内的很多事业都是越接近目标推进的难度越大，耗费的力气越多。因此要打赢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这场攻坚战，必须凝聚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谋划、系统推动。因此我由衷的期盼这次论坛能够促进各界坦诚交流，取得硕实的成果。

从全球情况看，自2005年世界银行正式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普惠金融已经成为一项国际社会和金融业界所认同的金融发展战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普惠金融方面都因地制宜的形成了很多典型的经验和良好的实践。比如肯尼亚的手机支付模式，巴西的代理银行模式，孟加拉的乡村银行模式，德国的IPC微贷模式。从我国的情况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基本思路，我国的普惠金融实践不断深入，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服务产品多样，覆盖面较广等特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满意度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报告，中国的大部分指标均排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其中正亏储备使用率和借贷使用率处于G20国家的核心水平。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国乃至全球的普惠金融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根据我的观察，这里主要呈现出四个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服务更加精准化，我们知道普惠金融服务主要面向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和技术条件下不能够覆盖的弱势群体。随着普惠金融实践的发展，服务的对象从最初的贫困人口扩大到以农民、小微企业、贫困人群为重点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服务范围从最初的扶贫融资，逐渐涵盖支付信贷、理财、保险等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领域。随着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的扩大，只有精准一贯式的金融服务供给，才能更加充分的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普惠金融需求。

第二，手段更加科技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了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正驱动着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运用科技手段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降低物理网点和营业时间的限制，为破解普惠金融效率低，成本高，供需不匹配等全球共性难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第三，主体更加负责任。近年来，负责任金融的理念在全球日益受到重视，并已被写入G20的普惠金融议程。负责任金融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能力，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促进金融机构尽职履责，避免出现不当销售、掠夺性信贷等不负责任的行为。回顾金融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卡债危机（）。在普惠金融领域客观地看，信用基础相对薄弱，客户金融风险意识相对不足。因此倡导和推动树立负责任金融的理念非常重要。

第四，模式更加持续。在发展普惠金融的初期，理论上存在着制度主义和福利主义之争，前者将商业可持续性作为发展普惠金融的前提条件，后者则更强调普惠金融的公益性、社会性。主张通过补贴、税收优势等方式覆盖风险成本。随着普惠金融模式的不断探索，全球各界也逐渐达成共识，在适当的政策激励和引入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商业可持续性和成本可负担性并非不可兼容。因此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更多，更具可持续性的普惠金融模式，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任务。

以上四点既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起更加精准化、科技化、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好四个同步推进。

第一，基础覆盖与丰富供给应同步推进。应继续按照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有关目标要求，通过提高助农取款服务网络利用率，建立小微企业和农民信用档案平台等具体措施，进一步提升我国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同时充分发挥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业态主体的比较优势，引导其结合自身的特点找准市场定位，开展良性竞合，共同为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层次、全覆盖的金融服务。

第二，服务下沉与能力建设应同步推进。一方面各类从业机构应当推盘考虑普惠金融服务的经济账和社会账，短期账和长期账，推动增加基层机构普惠金融业务的自主权，完善内部激励考核体系和内部定价转移机制，加强各类数字技术应用等方式，推动金融服务真正实现重心下沉。另一方面，应该加强从业机构行为规范和责任能力建设，通过信息披露、风险提示、合格投资者管理等手段，提高普惠金融服务全流程的透明度，实现落实卖者尽责要求。同时以低收入人群、农民等群体为重点，分类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和素质能力，引导其树立买者支付的正确理念。

第三，科技驱动与风险防控应同步推进。各类从业机构应该积极稳妥的推动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里的应用，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刚才我听了银行业协会潘会长多次提到如何提高普惠金融的质量和效率，应该是我们紧紧扣住环节。依托商业银行的三农事业部，以普惠中心金融为中心，紧密结合普惠金融的场景，我们干什么事不能光讲大理论，一定要结合非常具体的场景考虑。加强同业和跨界合作，将高大上的技术用于接地气的普惠金融产品。同时不要忽视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主动的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合规管理、内部控制等业务管理制度，切实完善数据保护、运行监管、态势感知等安全保障措施，使应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始终处于可管、可控、可承受的范围内。

第四，政策激励与实践创新应同步推进。应该结合普惠金融服务变化趋势，实施激励性的货币政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针对性的财税政策，特色化的地方配套政策，加强各类政策的协同与衔接，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地方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的作用，促进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倾斜。同时，我们还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公平竞争和公平规制。着力破解不合理的政策约束和制度瓶颈，增强各类从业机构开展普惠金融实践创新的内生动力。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发展普惠金融既是关系国家金融发展的大事，也是关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实事，需要汇众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投身最后一公里的攻坚战，我们共同绘制普惠金融的美好愿景。